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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年会 之学术与谈:“双减”背景下的教育治理问题 圆桌座谈

【来源: | 发布日期:2022-01-15 】

学术立院知行合一

——2021年度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年会

之学术与谈:“双减”背景下的教育治理问题圆桌座谈

时间:2022年1月12日16:00-16:30

地点:浙外望院C116

主题:“双减”背景下的教育治理问题

主持人:伍宸(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兼高等教育治理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与谈人:李春玲(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基础教育治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吕苹(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学前教育治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周全(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陈玉玲(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胡敏(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王真(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高原(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

记录人、整理人王佳(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博士)

2022年1月12日在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召开了“学术立院知行合一

——2021年度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年会”,在学术与谈板块,学院多位教师围绕“双减”背景下的教育治理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多维视角展现了大家的学术思考,对“双减”背景下的教育治理研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方案或者说思路。

伍宸

首先非常感谢孙主任及学院给我这样宝贵亮相的机会,这也是我在咱们自己学术擂台上的主持首秀,希望不让大家失望。也借此机会祝孙主任及各位老师们新年快乐,阖家幸福,吉祥安康。

然后我们回归主题,这是一个座谈环节,我希望以一种更自由和宽松的氛围唤醒大家的思维,激发大家的学术冲动,碰撞出学术火花,并能够结出汁多肉厚的学术成果。当然,由于时间限制,也希望各位老师能够以最简洁和最精炼的语言表达自己最精彩的学术思想或观点。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同年8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专门通知,拟对各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每半月通报一次。此政令一经发布,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诸如我们众所周知的教育培训公司新东方一夜回到解放前,上千万从事教培行业的人员一夜失业等等。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加重了一些家庭的负担(从过去一对多的培训变成一对一的家庭私教),在出口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前提下一刀切的试图从供给侧减轻教育负担而带来了更激烈的竞争等问题。因此,“双减”政策的出台之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的关注,我初步统计了一下,自7月份“双减”政策出台以来,目前在知网可查的学术文献已经达到了70多篇,核心期刊的论文也达到了20几篇,可以说学术界已经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教育治理研究中心作为致力于推动区域和国家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使命的学术机构,我们自然也不能够在此方面失语,更需要积极发声,展现自身作为。

今天的圆桌会我觉得既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动员会,希望我们能够在诸如此类的国家重大教育方针政策上积极发生产出高质量的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今天参与圆桌论坛的各位老师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积极的思考,比如李春玲教授前期做了调研,并已经产出了研究成果,发表在了《教学月刊中学版》2022年第一期;比如陈玉玲副教授前期也做了“双减”相关的历史文献分析;胡敏博士基于国际比较视野对德国相关的做法进行了关注等。所以今天我希望各位老师基于自身前期的积累和学术兴趣,谈谈你们在此方面有何思考或想法,能否在此方面产出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国家完善和健全相关制度举措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当然,由于时间限制,希望每位老师的发言限制在4分钟以内。之后我们还会进一步做一些讨论或者交流。下面我们先请李春玲教授做发言。

李春玲

“双减”是永恒难点与热点;

“双减”的主阵地是学校,“双减”的主力军是老师。

感谢主持人伍宸教授,非常荣幸有机会向各位领导、同仁、老师汇报,也向大家请教。围绕伍教授刚才提到的“双减”话题,我想表达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双减”是永恒的热点,至今仍然是难点。建国之后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双减”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文件发了几十份,减了几十年,到今天仍然是热点,同时也是难点。什么时候我们民间不再有减负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的减负可能才真正的成功。

第二个观点,2021年两办发布的减负政策文件和过去的减负有非常大的不同。我总结了党中央和浙江省的“双减”政策的四大特点:第一个是多部门的联动和校内外治理同时并举;第二个是立足校本、提升质量,让教育回归校园,回归学校,让老师应教尽教,让学生学足学好;第三个是搭建平台、数字赋能;第四个是规范管理、强化督导。

第三个观点,“双减”的主阵地是学校,“双减”的主力军是老师。研究“双减”政策执行中的教师行为及其相关的制度设计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的研究就是围绕这一点开展:针对教师对“双减”政策的理解程度、认知程度、执行程度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教师有什么样的困惑和需求,我们做了一个针对浙江省教师的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2085份,样本占浙江省小学教师总数的1%左右,且样本分布基本符合浙江小学教师的总体分布情况。

调查结论有三点:第一个结论,宣传到位,教师对“双减”政策的整体认同度较高;第二个结论,组织有序,教师落实“双减”理念行动比较积极;第三个结论是制度不健全,教师执行“双减”政策存在障碍,主要的障碍如下:教师激励保障机制不健全,教师的教学赋能机制不足,以及家校社合作机制不畅。针对这三个障碍,提出了从学校层面的三大制度设计:首先,是完善教师激励保障制度,包括教师时间管理制度和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制度。第二,建构专业发展的支持制度,如作业设计和评价制度、教学管理制度、教师评价制度。第三,是多方参与的协同制度。

以上是向大家汇报的主要内容,谢谢。

吕苹 探寻校外公益机构——少年宫等在“双减”中的作用目前做了一个非营利的校外公益机构的在“双减”中所承担的作用的一项调研,我们主要的观点是在“双减”背景下,培训机构的力量被削弱,由学校主要承担“双减”责任,是不是还可以找到多元治理的另一方方面,校外的公益的非营利机构,比如说少年宫,这些机构平价优质,可以在“双减”中充分发挥它们的重要作用。

周全

思考导致学业负担的来源,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起点。

要解决教育的学生负担重的问题,可能很多时候不在教育内部而在教育外部。

解决教师在政策实施中遇到的困难,推动“双减”落地。

我很赞同李春玲老师的观点。我们国家从建国不久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减轻学生负担问题,减了那么多年,整个国家、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比较穷困到现在比较强、比较富,但不变的还是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

我在读博时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减负的,当时在知网上检索到早在50、60年代的就有人关注这个问题了。我在想怎么会这么多年都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负担的存在,我认为这是解决所有问题起点。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问题呢?我觉得学生在学校里面课业负担重,这是不符合教师的人性的,老师为什么给学生增加负担?比如高中老师给学生增加负担,就要给学生做卷子,做完卷子谁批改呢?还是老师批。老师在给学生增加负担的时候,老师自己负担也很重,所以这不符合人性。老师上完课就走,多轻松,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加负”呢?这可能是有很多外部原因导致的,譬如说考评机制,用升学率去考核学校等,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回到培训机构也是一样,怎么会有那么多培训机构?到底是培训机构创造了家长的需求,还是家长的需求最后助长了培训机构的繁荣发展?这些问题背后是很多很复杂的社会问题,要解决教育的学生负担重的问题,可能很多时候不在教育内部而在教育外部,减负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当然教育内部能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如作业改革、其他各种各样的课程改革,这是学校可以做的,但是我认为根本性的原因其实不在学校内部。学校教育内部的改革不太可能彻底地解决“减负”问题,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一定是在社会外部环境很多方面的变化,这就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深入研究。

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应该指向学校的教师,因为不管政策如何,最后都是老师去落实。如果因为种种原因,教师无法去真正承担起这一责任,政策的真正落地就要打很大的折扣。所以最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在双减的大背景下可能面临哪些困惑,哪些困难,只有将这些困惑、困难解决好了以后,才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的政策落地

陈玉玲

从历史角度认识减负工作。

教育治理理论体系即治理主体、内容、方法上探析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双减”工作历程以及特点

说到“双减”,其实今年只是把减负工作再次推向一个高潮,因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便高度关注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且至今每年或每隔几年都出台许多减负政策,因此,不管我们教师要从哪方面探究“双减”,首先就应该从历史角度究我国减负工作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历程,同时也要思考关于国家减负工作为什么反复出现等问题。

基于教育治理理论视角,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治理,我将从“谁治理”即治理主体、“治理什么”即治理内容,还有“如何治理”即治理方法三个角度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治理的发展历程与特点,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优化策略。

首先,治理参与主体的不断变迁。在治理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历程中,参与主体不断变迁,由学校和政府是治理的重要主体,后面家庭和社会也慢慢加入,学校、家庭开始作为监督力量,到今天已成为学业负担的主体力量。第二,治理任务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以关注学生身体健康为核心转变为以缓解升学压力为重点,然后转变为以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继而转变为以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动力,最后逐渐转变为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能力,促使学生全面发展为宗旨。第三,治理的方法也是有所变化的。在治理依据上由行政引导转向制度规范,治理过程则从单一治理转向为综合治理等等。总之,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治理历程,对今天以及今后的“双减”工作及其实施都能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我个人认为这也是研究“双减”首要且有必要做的工作。

胡敏

“双减”不能以节省时间,降低学生成绩为代价,这是不可持续的。

要想“双减”有成效,必须关注课堂的教学质量。

基础教育质量治理的德国经验借鉴:循证本位、“好教学”研究。

感谢我们教育治理中心给年轻的老师这个展示与交流的舞台。我特别认同李春玲老师讲的一句话:“双减”,学校是主阵地,老师的课堂教学是关键。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双减”,因为“双减”之前以时间来换取教育质量,也就是说学生投入很多刷题的时间才能把成绩提高,“双减”就是想把机械刷题类的时间省下来。但是如果时间省下来之后,学生的成绩上不去,或者说学生培养的质量不好,我觉得这个“双减”是不可持续的。

结合我的研究方向,我想从比较的视角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核心观点:要想“双减”有成效,必须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一定要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我想分享一下德国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可以提炼一些经验,给我们一些启示。

其实德国的基础教育质量治理,早在2003年的时候就开始了。2003年,OECD组织的PISA测试结果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他们自认为德国基础教育不仅有悠久历史,而且也培养出了诸多人才,但他们中学生的PISA成绩竟然位于世界中下水平,震惊了整个德国。至此他们开启了基础教育质量治理之路,要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具体怎么做的呢?

我总结出德国的这个特色就是德国的基础教育质量治理转向了循证本位。什么叫循证本位?就是基于数据、基于证据来制定教育改革决策。这些数据是由谁来提供?主要由三类主体:第一类,宏观层面的主体,作为传统的权威信息的提供者——联邦统计局,每年会在官网上公布德国基础教育的基本数据,并且从2006年开始,为了回应PISA事件,每两年就会出台一个德国基础教育统计报告,报告里面会呈现很多最新的数据。第二类,中观层面的主体,是一些行业的协会,比如雇主协会,雇主协会由企业家组成会明确表达他们需要什么素质的员工。中观层面另外一个主体是各类智库,还有一些公法性的研究所,这些机构会定期做民意调查,并出炉非常专业的民意调查报告,这些报告中就会提供基础教育的一些数据。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三类主体,就是和我们一样的教育学术团体,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像我开头讲的“双减”的阵地是学校和课堂,德国的学术团体近些年特别重视叫“好教学”研究。什么是“好教学”的研究?因为PISA测试的是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德国的学术团体就是去关注教师具备哪一些教育教学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是能够促进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的。

比如以数学课为例,老师的方法是让学生能够解决某个问题,说明老师这一个教学方法是好的,就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以此类推,就会形成一个“好教学”的证据库,这个证据库就可以作为决策咨询的来源。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应该是,作为教育工作者今后要深入到课堂中去,真正去研究老师的哪些教育能力和教学能力,能够促进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改变,逐步形成一些中国特色的证据库。这个证据库会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因为“证据库”还可以为以后做元分析提供基础,我认为它是一种基础设施建设,因为所有的元分析都是对实证数据进行再实证。对我们而言,在没有原始的实证数据的情况下,就没有办法再做实证研究。以上是我一点浅见,请老师们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王真

“双减”应该注重将学生的课堂学习与课后的生活结合起来。

让学校教育学研究者和真正的学校实践够结合在一起,助力“双减”落地。

我很赞同刚才几位老师的发言。“双减”是对学生作业和课外培训的双重的治理,是对教育的全局性和根源性的改革,也是对原有教育的不同状态的矫正和治理。一段时间以来,学校教育的确存在诸多问题。就像刚才李春玲老师所说,学校存在着时间的不平衡,学生把大量的时间是用在学习上,其中在学校中学习主课的时间又是远大于其他的所谓副课的时间;另外,学校也存在着空间上的不平衡,一个学校里面学习、训练的场所远多于休闲的场所。

“双减”对于学校改革其实是一个契机,让学校有可能改变原有的机械的、“填鸭式”的学习训练,让学生能够在学足学好的基础上,拥有充分的休息权或休闲权,有机会自由地去探索、去发现、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也就是需要将学校中的学习和生活有机地融合、互嵌在一起。当然,“双减”、减负也不意味着就彻底放弃学生的学业或者学习质量,而是说要注重将学业与生活、校内与校外有机结合起来。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的“减负”政策,基本上就是指向着素质教育。但问题是,我们也需要对素质教育有个科学的理解和把握。就像有的学者指出的,素质教育并不是简单的三因素(德智体)问题或者四因素(德智体美)问题或者五因素(德智体美劳)的问题。如果片面地把素质教育等同于种种因素论的教育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一种片面的评价标准。

最后我想说的是,“双减”投射了很多教育学研究者对学校教育的理想、情怀,但现实中“双减”的真正落地还需要时间的考验。孙绵涛老师有一篇关于学校改革的论文,他认为学校改革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外导式发展,一个是内引导式发展。外导式发展是教育学界对学校教育的理论支撑;内引式发展是学校对于符合自身校本情况的改革对策。“双减”更好地落地,不仅需要打通学习与生活、校内与校外,也需要让学校教育学研究者和真正的学校实践够结合在一起,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使“双减”能够系统而全面推进。

高原

教育的社会信任问题会阻碍“双减”落地。

提升教育改革政策与实践的传播效力将有助于安抚人心、提升改革成效。

感谢到现在为止还坚持听会的各位老师。关于“双减”,其实此前我们学院有一次论坛,我们也分享过一些比较浅显的观点,当时我的切入点是关于教师的问题。因为“双减”政策执行之后,其实对于教师的形象也好,还是对于教师的工作任务也好,都进行了重塑,可以说给老师带来了很多的负担。

在此基础上,我思考了另外一个话题。“双减”政策只是教育改革过程中的沧海一粟,“双减”终究会过去,但是“双减”成效如何的背后,更为深刻且永恒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教育改革如何真正落地、实现预期的问题。

上一次讨论,我关注了一个群体——教师,而这段时间我关注了另外一个群体——家长。因为“双减”触动了这两个群体的敏感神经,一个是校内的教师,另一个是校外的家长。我们能够感觉到包括“双减”政策在内的很多教育改革都会触动触动家长的神经,让家长感到焦虑,这是导致教育改革落地非常大的一个阻力。“双减”出台后,我跟中小学教师老师交流去解了家长的心态,包括中午我们在办公室有些老师也在聊自己家孩子的问题。“双减”实施的过程中,家长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其实家长不仅没有比以前减少焦虑,实际上很多家长比以前更加焦虑。我认为这当中可能存在一个教育的社会信任的问题,因为教育改革一定会影响到相关利益既得者的关切,其中就包括家长对于教育本身的信任,如果家长对于教育改革本身不信任的话,那么在教育改革的实施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阻力

我分享一个去年做的研究。去年3月份,国家出台了一个关于教师“惩戒权”的文件,我特别关注了一下网站上面的消息。因为教师“惩戒权”作为一个热点话题,在微博里上了头条。我搜索了排名前100条的评论,并进行了话语分析,分析的结果让我感到非常诧异:超过70%的话语反映出公众对于该政策实施成效的不信任。基于此,我认为这其中存在问题,就是国家在进行教育改革的时候,填平了教育主管部门这一教育政策改革主体和学校执行者之间鸿沟的同时,还需要去填平教育改革的政府主体和家长之间的信息鸿沟。因为我们发现,教育改革的过程往往对于家长而言是一个黑箱,家长根本不知道在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改革的政策是什么,改革将要走向何处,以及改革造成的实际效果如何。而且家长是很容易人云亦云的,在没有了解真相之前便开始人人自危、怀疑猜忌。

之前我也关注过公共传播会对家长的教育焦虑产生何种影响,对于诸如“双减”等此类政策如何更好地落地并取得成效,需要就教育主管部门的传播力进行研究和思考。其实关于行政部门的传播力,教育领域当中提的很少,但是包括公安领域、医疗领域、文化事业发展领域等,其实学界对于政府部门的传播力研究还是很多的。包括“双减”政策在内,如果我们国家的教育主管部门能够在教育改革的传播方面做一些文章,可能会突破当下的一些瓶颈、更好地主推教育改革的成效,并且也能够安抚人心。因此,我也认为值得花一些精力去探索研究教育主管部门传播力的话题。比如,如何传播、传播什么能够让社会、包括家长在内对于教育改革有更强烈的信心。唯有此,才能够真正有助于教育改革落到实处,能够给教育改革提供更加良好的环境和空间。这是我由“双减”政策改革而联想到的一些思考,不成熟之处,还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伍宸

大致总结一下,刚才各位老师讲的都非常好,从不同的视角对此作了分析。有传播学的,历史的,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国际比较,还有实证的调研,教师的负担等等。其实,这就是我们做学术的一种态度,在关注一个事情的时候,能够基于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学术的习惯,去关注这个问题。从自己的视角做出来的东西,才能真正具有学术的价值。今天各位老师谈的内容,进一步延展,其实都是很好的研究,可以去组稿或找个杂志集体推出去。

今后希望如果有相关重大热点问题再次出现,就可以组织几个老师搞一个大型的座谈,大家来聊聊。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发言,今天各位的发言充满了闪光点,我认为可以进一步延展并形成学术研究成果。也希望以此为起点,强化我们对国家重大教育方针政策的关注度和回应度,以此提升我们学院及中心的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最后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与,祝大家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