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年10月16日17:00-18:00
地点:浙外厚德楼102
主题:青年学者学术职业发展
主持人:伍宸(浙外教育治理研究中心)
与谈人:郭丛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王树涛(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任增元(吉林大学高教所教授)、邓磊(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王传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沈文钦(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马近远(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徐赟(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马佳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彭湃(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姚松(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高原(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
整理:王佳(浙外教育治理研究中心)
2021年10月16日在浙江外国语学院召开了“教育治理与国家高质量教育发展”国际高峰论坛,来自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十几所高校的中青年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教育治理以及青年学术发展等议题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思维与观点的碰撞。下午的青年论坛由主题汇报与圆桌论坛构成。主题汇报视角多元、精彩纷呈。圆桌会议各位青年学者各自发表了对高品质学术及学者的见解,并对在读博士生以及刚进入学术领域的年轻人如何做好学术,走好学术之路提出了宝贵意见。
伍宸: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多次寄语青年科研工作者,一直鼓励青年科研工作者要勇挑重担,要能够以更蓬勃的精神气质投身到国家的发展大局之中。其中,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时讲到:我们要用欣赏和赞许的眼光看待青年的创新创造,积极支持他们在人生中出彩,为青年取得的成就和成绩点赞、喝彩,让青春成为中华民族生气勃发、高歌猛进的持久风景,让青年英雄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
在座的各位都是教育领域青年一代的佼佼者,其中一些已经成为单位乃至学界的中流砥柱,甚至是著述等身了。我们80后一代的成长发展始终与祖国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也始终处在社会激荡变革的最前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也有一代人的幸运与不幸。在当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已过而立、望向四十,也应该从舞台的一角逐渐走向舞台的中央,80后一代人也必将承担起更大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齐聚一堂,既是友谊的延续,也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我们主要围绕如下两个话题请大家自由发表各自观点,以期望能够互相有所启发,以至共同进步。
问题一:首先想请各位谈一谈,在你们的认知当中,什么是高品质的研究?怎么样做一个高品质的研究者?其实我们在座的已经有不少的高品质的研究者了,希望大家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郭丛斌:兴趣+自身优势+将身边的人和事转化为研究对象
这个问题挺大,挺不好讲的。从研究者个体角度来看,我觉得要做一个好的研究应该考虑以下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个,自己对这个研究问题要感兴趣;第二个,得结合自己的比较优势。我觉得理论和思辨研究非常高深,需要很高的天赋,像增元、文钦,你们天赋很高,这类研究做得非常好。我认为自己这方面天赋不行,我可能更喜欢、更擅长做一些定量实证研究。此外,对研究问题的选择,我们有些时候可以多关注我们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从中总结出研究问题,将身边的这些人和事转化成我们的研究对象,我觉得这种研究也挺有意思的。
于我个人而言,进入研究生阶段后,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是非常感兴趣的的研究领域,我的博士论文做的也是关于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参加工作以后,我一直参与北大在福建的招生工作,在招生过程中我发现包括县域高中在内的弱势学校,这些年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教育质量下滑,发展较为艰难,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因此这两年,我就将县域高中作为我的研究重点了。
任增元:使命感+责任感+互相包容,互相支持+思考真实的问题
在我记忆当中,这是第一次这么多的年轻的学者,尤其是80后的学者聚在一起,面对面交流学术的话题。今天我们聊高品质的研究和学者如何产生,我的一句话本身就是带着危机感和使命感,互相包容、思考真实的问题,这样才能形成好的作品。我们要看到国际竞争的环境,也要看到我们国家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今天我们提到的老龄化、少子化,未来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估计可能就错过历史机遇了。我们今天多数人都是40岁左右,到2049年我们建国100年的时候,我们大概都70岁左右,我们既是民族伟大复兴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
今天浙外的论坛开了一个好头,因为青年学者可以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增进了解。在此之前我也经常向文钦、近远、传毅、伍宸等请教问题、互通有无,比方说我不擅长实证或者数量的表达,最近我也在琢磨结构方程、回归分析,也在考虑尝试用这些方法来做一些研究;从今天发言选题可以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关注的问题都是真实的问题,这一点很有价值。一句话总结就是:带着使命感、责任感,互相包容、互相支持、共同协作去研究真实的问题才能做出高品质的成果。
沈文钦:提出问题的角度+提出理论的能力+有勇气做新问题
我觉得提出一个好的研究问题蛮重要的。我原来看哈佛大学评教授的标准,最重要的标准是Leading Scholar,意思就是某个学者做了一个问题之后,别人跟着他做,这个在他们看来是学术最高的境界。我们现在非常重视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但定量方法也好,质性方法也好,都是工具,工具是为研究问题服务的。我认为,提问题的角度和创新性,以及提出理论的能力,是高品质学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我上午在看Hanushek写的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的一本书,我看完之后感觉这本书的其中一个主要创新是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他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国家教育都在提高教育年限、都在搞扩招,但是教育扩招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是不一致的。比如说,东亚国家确实教育发展之后经济增长了,而拉美国家教育年限增长之后经济还是很糟、不好,为什么?有些人可能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失败了,不能解释经济发展。Hanushek提出其实不是人力资本理论失败,而是我们测量人力资本的方法不对,不能用传统方法——用教育年限来测量人力资本,这样肯定人力资本解释不了。但是如果转换一个测量指标,用真正的技能、能力,比如说用PISA测试成绩,再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受教育年限确实不显著,但是技能是显著的,基于这一分析结果,他提出了国民的认知技能是国家经济长期发展最为核心的要素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学者可能非常重要的就是多做一些别人原来没关注到的或者关注的不够充分的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解释和理论。关注新的问题非常重要,包括邓磊讲的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确实是全新的问题,我们需要有勇气去分析正在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学术研究最强调的就是创新,包括新的材料、新的方法、新的观点、新的结论,等等。如果某个研究得到的结论跟已有研究是一模一样的,哪怕工作量再大、方法再精致,可能也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高品质学术最重要的是“新”,新的问题或者问题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研究发现。
彭湃:有趣+有用+有深度+有社会关怀
我个人感觉虽然我们在生理上已经是中年,但是我觉得在座的各位至少心理上都是青年,并且青年的一个标志应该就是心理年龄,我相信在座各位到了60岁甚至80岁都应该是心理上的年轻人。
第一个,青年学者面临着很多困境、很多瓶颈,我觉得这和我们国家当前所处的时代也有很大关系,就像韩国人一样,六七十年代干活可累了,就是奋进的年代。日本也一样,二战过后这些年轻人都很努力,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所处的时代不一样,这可能和我们当前的青年学者的生存状态有很大关系。
第二个,刚才你说做有品质的研究,我个人感觉是要做个好的研究,这个研究首先是有趣的。自己要感觉到很有趣,如果我自己都觉得没有趣味,这是做不下去的。并且要对自己的研究一定要有一个价值上的非常深的认可。
第三个,是有用的。我们做的研究可能在往后十几年才显示出有用性。比如一些趋势的研究,刚才像邓老师做的人口变化,有用还要和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要结合起来,因为现在我们的政策出台又比较频繁,但是政策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又很大,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对政策产生影响,这个用处应该是很大的。
第四个,可能我一个非常浅的认识应该研究要有深度。我的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零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发论文似乎不是特别难,确实过了十几年后,发论文都很难,不光是我们年轻老师的问题,年纪大一点的老师发不出去。所以不管做什么,一定要比别人深入。在比较教育研究领域里面更是如此,因为比较领域里面容易把一个问题谈的比较浅,我们只能把它往深度里面去做。
第五个,应该有社会关怀。我们做的研究虽然是教育研究,但一定是有人文关怀的,跟我们社会所关注的价值公平、效率这些有关联,这样子可能能够构成一个较好的体系,我跟学生也是这样说,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难的。
姚松:亲民而非高冷+专一而非多情+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
做出高品质的研究,对于年青学者而言,并非易事。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年轻老师在做研究时,一是得赶点时髦。教育研究不赶时髦不行,谈个老问题,别人可能不喜欢。二是得深刻,要有看似高深莫测的理论做依仗,别人越看不懂越好。否则,别人觉得你太肤浅。三是得有数据,最好还是大数据。没数据,特别是没有几省几市多少万的样本量,好像显得不够权威。前些年,读博士也好,刚工作也好,和其他年青老师相类似,没有条件去找大规模的数据,那怎么办?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找一个理论工具,像沙盘推演一样,推演出一篇研究文章出来。但这种研究往往缺乏持续的生命力。这几年工作关系,接触到了许多中小学校长、教师、教育行政部门,对于如何做好一个有品质的研究,特别是高品质研究,有了些新的体悟和感受。一是高品质的研究应该“亲民范”而非“高冷范”。高品质的研究需要有生活的积淀和学术的沉思,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让理论更接地气一些。它既要好玩,更应该好用。这几年和一些中小学进行了深入的横向合作,对于如何做好学校的特色文化、形成学校的特色课程、打造现代学校治理体系,做了很多探索。这些都需要高质量的研究作为依据。在实践中你会发现,中小学有着极高、极迫切的各类研究需求。但这需要我们研究的话语体系有“读者”意识,不刻意炫技,形成面向中小学校长、老师及教育行政工作者等能看懂、能化用的内容。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不再是“悬浮式”、“推演式”研究,而是真能立足于实践沃野之中,滋生出强大的内生力。研究的高品质感才能慢慢透出来。二是高品质研究应该是“专一”而非“多情”。学术的话题很多。真正深入实践中,你会发现能研究的议题同样也是数不胜数。但对于一个青年学者而言,要做出高品质研究,需要像谈恋爱一样,找一喜爱之话题,做长久的“思想伴侣”。时髦的话题天天有,什么热写什么,最终容易异化为“学术生产工具”,而非“学术沉思者”。如果能在实践领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话题,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最终慢慢透出自己的思想出来,那么面对任一教育话题,都能够讲出自己的思想与独特见解出来。北师大一位教授长年坚持做学校文化方面的研究,研究越做越扎实,论文越写越平实。最终,所形成的学校文化相关研究成果非常深入浅出,深受中小学校长、老师的欢迎。三是高品质的研究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高品质的研究有很多载体形式。我在想可能以前自己走的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路线,现在更想走“自下而上”的路线。如果青年学者可以通过扎根现实,多做一些立足于微观场域中的校本化、县域化个案研究。通过一个一个的个案累积丰富的研究叙事,渐进生成自己的研究思想。如此一来,高品质研究的深刻性就有可能慢慢地呈现出来。
生活中如果遇到知心伴侣,实乃人生一大幸事。同理,追求高品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如能觅得“真情实意”之议题为伴,耐住平凡,长相厮守,两情相悦,想必同样能结出思想“硕果”,收获真正的学术幸福吧!个人浅见,仅供参考。
高原:感兴趣+选取理论+讲好一个故事+提建设性意见
刚才几个老师的观点我基本上都比较认同。我觉得一个好的研究大致有两个标准。首先,自己是要感兴趣的。因为如果是自己不感兴趣的研究,是做不下去的;一个不感兴趣的研究,也是不可能做好的。我就简单稍微展开一点来说,当我们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其实写到最后自己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虽然这篇博士论文我们可能都会比较担心能否通过盲审,但其实在送出的那一刹那,自己心里大概是有数的。如果你自己感觉在论文写作过程当中非常愉悦,写作时行云流水,还有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这篇文章大概率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写的时候磕磕绊绊、眉头紧皱,最后是好不容易把它给生产制造出来,可能很大的概率这篇文章是要出问题的。所以我觉得首先一个好的研究,一定要是自己感兴趣的,这样才能够让你长期地去做,并且能够把它做好。
另外一个标准,结合我自己的研究情况来说,我是觉得一个好的研究就是讲好一个故事。其实刚才姚老师也在说,我们之前做研究,可能通过一个概念进行沙盘式的推演把它推理出来。我比较喜欢的文章,是在理论的基础之上,就教育现象进行分析,形成一个生动精彩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能够被人们所认可,被人们愿意去聆听,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能够有理论地去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对于一个刚刚起步来探索学术到底是什么的人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开端,然后再慢慢进步、提升研究问题的现实意义、提升研究的理论高度。这就是我的一些观点。
邓磊:前瞻性+使命感+高举目+深立足+敬畏心
愉悦感、沉醉其中+勇于否定自我、自我重构
前面我们有几位同仁讲得非常好,其实基本上都把我的意思说到了,我想从我个人的角度再比较简练的说一下,什么样才是高品质的研究,如何做一个高品质的学者。但是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没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高品质的研究和高品质的学者,好像我离这个都还有较远的距离,但是我不妨碍我去遥想一下,往这条路上走。
我认为高品质的研究肯定是有两个特性,第一个是所谓的前瞻性与使命感,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是于国有义、于社会有用、于自己有利,肯定是要有利,不会随意做一些无用、无力的事情。这是第一个,设置了一个价值的标准。第二个,你还得是有功。下功夫去深钻,你的举目很高,但是立足一定是很深、很低的,刚才我们几位同仁都讲到了。我觉得这是高品质的研究,你的着眼点要高,你深入,再用较长的时间,我从来不认为灵机一动就会出高品质的东西,还可能会出一些idea,但是你要论证它,你得有较长的时间。我现在这几年也是出东西越来越慢,我个人认为不是我能力下降,而是我觉得越来越敬畏高品质的学术。这是关于学术的高品质。
高品质的学者。我觉得刚才几位同仁都说得非常好。第一,你得自己有愉悦感,不然做起来东西,完全自己都在那个地方苦大仇深的样子,能做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来,在盐碱地上怎么可能结出来丰硕的花朵。自己有愉悦感,沉醉在其中,但是不能完全自我陶醉,有人孤芳自赏、自我陶醉久了之后也就故步自封了,还得勇于否定自己,打破舒适区,所以我在这里不是任何拍马屁的行为,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伍宸,他做的这个事真的是对大家都太有用了。通过倾听同行、看同行,你会发现原来别人做的这方面早就有研究,而且比我做得好,还有一些因为我认为很对的观点,有人用长期的实证或者是用很有说服力的数据和追踪告诉你,其实我们对的。要勇于自我否定,然后再自我重构,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往高品质学术路上走了。
徐赟:“上得去,下得来”+有宽度+有定力
前面几位都讲得非常好,我很赞同。由于时间关系,我这里做一个补充,主要针对高品质教育研究,我想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叫“上得去,下得来”。“上得去”,是说研究要能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比如刚才论坛介绍说在座各位青年学者的研究报告得到教育部等决策机构的采纳。“下得来”,是指能解决教育实践的现实问题。第二个,我觉得好的研究一定是有一定宽度的,这个表达不一定很准确,其实是说研究的视角要大,把教育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来研究。像国外一些名著,它的开篇都是很宏大的,把教育放在整个社会当中去讨论,得出来的结论包括建议就很有意义。这一点我觉得发现,很多即使已经发表在比较高级别期刊的成果,也还是有很多不足的。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经常看到论文的对策中提“加大教育的投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连续多年超过4%,这个当然仍要继续提高,关键是怎么提高?其实研究发现,4%的比例国际上来说不算高,但我们政府教育财政拨款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我们达到了15%左右水平,这在国际还是很高水平,问题在哪?不是一味要求政府的财政再做投入,关键是政府整个财政能力占GDP的比例,这个我们比国际上要低很多。所以其实问题的关键是要提高整个政府财政占GDP的比例,所以不是盲目地说政府你一定要再多投入到教育,那社会其他方面难道不管了?其实在政府财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能够给教育拨款的比例已经很高了,我们不能要求政府做更多,关键是我们要把政府整个财力提高。这就是说就要有一个宽度,而不是盲目地空洞地提出加大财政投入这样的建议。第三个,我觉得好的一个研究,是需要定力的,有可能要做到冷板凳持续很多年,要有基础研究的积累,不能只赶时髦。有定力地做这个东西,也许现在看不到什么效果。目前很多发现研究跟风,期刊杂志也跟风。特别是全国教育大会以来,新的教育政策频繁出台,作为一个高品质的研究,当然要解释它,但是你不能一直做跟着风走量的一个研究。有高品质的,一定是有多年定力,比如说劳动教育研究,像檀传宝老师多少年前就在研究,这回有这个政策,所以他来解释就比较权威、有厚度。高品质的研究我就补充这以上三点,不当之处,多多批评。
马近远:经纬双通:系统思维+融通思维
如何做高品质的研究者,我觉得首先应该具有系统思维和融通思维。在这里我提出一个词,就是经纬双通。从纵向来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中小贯通,我们高等教育研究者,从系统的思维来看,也应该关注义务教育阶段,还同样应该关注县域高中教育,这个是一个纵向的通。另外一个纵向的通,是从个人发展来看,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都算数,比如说我之前一直在国际组织工作,所以对于全球胜任力教育有一定的理解。现在我研究工程教育,我发现领军型工程人才需要具备全球胜任力素养。我们自己的经历总会对我们的科研积累有所帮助,不要认为浪费了时间,只要踏实走好每一步,都是会有帮助的。
从横向来说,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理、工、文融通,比如说研究工程教育,我们要注重人文素养的内化;另外一个就是中西融通。杨锐老师曾经说过,我们要做中西方知识和价值体系之间的摆渡人,我身边有很多学者都在致力于做中西知识和价值体系之间的摆渡人,而且都已经做得非常优秀了。我要跟大家一起努力,向大家学习,谢谢。
马佳妮:直面国家重大战略问题+问题意识(回应实践痛点+以学术为志业)+努力+传承
我就把伍老师这两个问题一块回应一下,其实这两个问题我自己还没有达到,但是我脑海中浮现了无数个高大的形象。我来自于北师大教育学部,在那边学习,现在留校工作,也是深受教育学部这样一个组织文化影响,非常强调我们的教育要直面国家的重大战略问题,所以我觉得高品质研究,是要为中国的发展、为社会福祉、人类命运做出回应的。
刚才很多老师也都谈了一个问题意识。这里面的问题意识一方面可以来自于文献研究或其他研究中,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回应实践中的痛点、困境。至于我们的使命,刚才老师们也说了,我觉得前提是做得开心,我们做学术研究是把学术当做一份职业,还是以学术为志业,“作为职业的学术”还是“作为志业的学术”这两种逻辑或者导向对我们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三个也是我刚才说浮现的无数高大形象,包括在座的青年才俊老师们,我觉得作为一个高品质的研究或者是学者,大家都有共同的特点,努力是学术的底色。
另外一点,青年学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承上启下,有一个传承,把老一辈的学者或者一个学校、学科本身的文化传承下来的使命。
王树涛:真问题、有趣问题、好问题+深厚的理论、创新的解释
非常感谢伍宸老师给这样一个机会,我简单的谈一下。我非常同意刚才各位老师提出的观点。我觉得一个好的研究必须是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它必须是一个真问题、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好问题;另一方面它必须是基于一个理论深厚的和创新性的解释。因此一个好的研究必须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常常将之分为三种类型:用最新的理论来解释最紧迫的问题,这是一种研究;用一个最前沿或创新性的理论来解释一个以前一直存在,但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第二种研究;再有一种是用一个经典的理论来解释一个最新的、尚未得到良好解释的问题,我将以上三种研究称作为好的研究。我认为没有价值的研究是用一个陈旧的理论来解释一个早已被解决、已经被研究的很透的问题。所以说,除了发现问题,我始终觉得理论特别重要,我让我的学生一方面一定要去面向实践,去观察现实教育中的真问题;另一方面要多读文献,看最新、最前沿的文献,看理论的gap在什么地方,哪个地方还需要我们去突破它。现在的学生喜欢学统计方法和软件,但我经常给学生讲霍夫斯泰德及其著作《文化与组织》的例子,这个研究实际上用的是最简单的统计方法,但因为作者对问题独到的观察视角及深厚的理论功底,他做出了非常创新性的理论建构,比如像耳熟能详的权利距离、阳刚气质、集体主义等,所以说我觉得问题意识和理论素养缺一不可,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伍宸:各位就这个问题谈得很好,由于时间的限制,我本来是准备了三个问题,只能讲两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不能让你们大家都有机会讲了。
在这样的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当然大变局时代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对于我们青年一代学者来讲,我们要面临学术内卷的痛苦,也要面临教育改革的阵痛,还会面临残酷的学术竞争,甚至会有一些被无情淘汰。
问题二: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请各位简单谈谈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会有哪些历史机遇,我们还存在着哪些困境,对我们80后学者对于我们更年轻的以后学者发展来说,你们觉得有哪些好的建议?
其实像丛斌、增元教授都是过来人了,可以说在学术领域已经站稳脚跟了,你们觉得对即将进入学术领域,或者说刚进入学术领域正在面临痛苦的年轻人来说,比如文章发不了,课题报不了,职称也上不去,你对他们有些什么好的建议,我们还是先请郭丛斌老师讲讲。
郭丛斌:找准问题(上接天气,下接地气,外接洋气)+沉下心积累
其实这个问题跟前面的第一个问题相关性还是非常强的。现在比我们再小一些的博士毕业生和正在读书的博士研究生,压力确实挺大的。我们学院里有好多博士生,我觉得特别优秀、特别好,我们也希望他们将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但他们现在被媒体上各种各样学术内卷的负面新闻搞怕了,都不想做学术工作了,更多愿意去从政或者去企业工作。其中有些学生的基础特别扎实,问题意识也非常好,这种内卷让他们不愿意接着做学术,我觉得挺可惜的。因此,如何让年轻一代的学者们不要受学术内卷影响,沉下心来潜心做研究确实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和博士生们聊天的时候,经常也会谈起这个话题。我觉得虽然现在内卷得很厉害,但年轻一代只要能够找准一个自己感兴趣又能发挥比较优势的研究问题,沉下心来,积累一些年后,一定会脱颖而出的。
那如何找准一个自己感兴趣又能发挥比较优势的研究问题呢?大家刚才都谈了很多,说的特别好,总结一下就是要找到一个“上接天气,下接地气,外接洋气”的研究问题。上接天气——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下接地气——咱们老百姓关注的问题,外接洋气——跟国际上接轨的问题。咱们年轻学者找准问题后,沉下心来,就像我们教育学院的陈洪捷老师在他的“论学术工作与寂寞”中提到的,沉淀几年,真正坐得住冷板凳,将来一定会有成果的。
伍宸:下一个机会我还是给马佳妮,因为她是博士才跨学科到咱们教育学科,读完博士又做了三年半博士后,每一步可能或多或少经历了一点坎坷,虽然漫长但是也都坚持下来,我觉得是特别一个成功的案例,你是怎么找到自我的内在的动机,怎么样能够扛过来,是什么支撑你坚持做学术,今天能够成为一个青年教师。
马佳妮:放大眼界+甘坐冷板凳
谢谢伍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因为他对我比较了解,知道我的经历对大家应该有鞭策作用。我跟近远老师有点相似,本科硕士都是国际关系专业,但没有近远老师有那么资深的国际组织工作经历。我在国际组织工作两年后选择脱产考博士,选择这条路,在我看来是非常理性的选择,正因为理性,所以我非常持久的坚持下来,不会被一时的自己的不得什么或得到什么而动摇的。
读完博士,我做了博士后,因为各种原因一做就是三年半才出站,当时经历过心理上的煎熬和挣扎,对一份理想教职也是非常渴望。非常幸运的是,很多老师给我一些帮助,特别是给我一些思维上的指导。我们做学术,包括其他做要想做出一点成绩来说,不要盯着眼前或者某一年两年短期的时间段,因为人生是一场漫长马拉松。马拉松不只说是一个生命历程,我觉得更多是你自己的职业发展和规划,所以就是把眼界无限的扩大,不要紧盯眼前的得失。
第二个就是特别同意老师说的,就是要能坐得住冷板凳,要有定力。我之前也跟学生分享过,我们要有等待自己“迟来的奖金”的一个定力。奖金不一定是经济上的或者说是一个待遇上的,奖励可能是你的某一篇很长时间积累一直还没有发出来的文章,但是发出来以后有很多同行愿意跟你就这个问题进行交流。我觉得这个是要耐心等待、享受过程、静待花开。
伍宸:由于时间限制确实很紧张。再一次感谢各位的真知灼见,不仅是自己受益匪浅,我想在座以及线上的各位青年学者们也一定能够收获很多。青年一代学者就应该有青年一代学者的态度,应该明确自身使命、找准方向、认清形势,并脚踏实地的不断完善自身各方面能力和素养,补齐短板、做足内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们年轻人应该注意身体健康,保持乐观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青年一代学者在这样的大变局时代应有的学术和人生态度。这就是我们今天简短的交流,因为还有很多的话题可以交流,由于今天的时间太紧张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
伍宸:今天我们下午的青年论坛非常精彩,但是由于时间限制,没办法尽情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选题很接地气。说明我们关注真的问题,比如任增元教授关注“五唯”的问题,传毅教授关注学科专业的结构治理,文钦教授关注疫情背景下中国精英大学的出国决策问题等。我们关注现实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通过学术的视角进行一些深度的解读研究,也体现了我们青年学者的使命担当。
第二,研究方法多元。有严谨的哲学思辨的研究,也有基于大量数据的研究,比如丛斌教授关于县域高中的这样一个研究范式,也体现了我们80后学者知识结构越来越完善。
第三,体现了我们青年学者的使命担当。提到我们怎样做高品质的研究,如何做一个高品质的学者。大家提到最多的一点就是担当意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80后即将成为中流砥柱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使命在哪里?我们就是要做扎根中国大地,能够推动我们国家、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的研究。
最后,我们80后应该有这样的自信,从学术舞台的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央,还需要我们更加地努力。
第二大方面:关于圆桌论坛,关于高品质学术研究与高品质学者,我总结出主要如下三点:
第一,我们要有学术的情怀。学术研究要心系国家、脚踏实地、这种情怀是能够顶天立地的。
第二,要强化多元学术方法的训练。无论哲学思辨还是基于数据证据的研究,我们的研究一定不是拍脑袋的,这是我们青年学者特别需要注意的。任何研究都是有理论、数据、有自己的思维方式。
第三,要有浓厚的学术志趣。我们要快乐地做学术,而不是苦大仇深地做学术,我们在学术中要能找到快乐、趣味。我想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高品质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最后,我谈谈对学术论坛意义的反思,有老师学者提到了学术论坛是走秀,其实这个观点我持保留意见。学术论坛还是有很大的意义,不仅是一帮人热热闹闹地来做报告,重要的是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的进行思维碰撞,不同学术风格的碰撞以后形成新的力量和研究方向。今天不论是上午的主旨报告还是下午的学术论坛,我们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思维方式是很多元的。我们花大力气办学术论坛,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形成学术友谊,像邓磊教授提到的,我们不仅要抱团养老,更要抱团做学术。这是我对今天下午青年论坛的汇报,真诚地请大家批评指正。